從現象學到存在主義, 一幅沒有終點的思想路線圖


作者:???時間:2018年03月08日??瀏覽:??字號選擇〖????〗


1970年,薩特和波伏娃在巴黎一家咖啡館。
莎拉·貝克韋爾(Sarah Bakewell) 英國作家,1963年出生于英國的伯恩茅斯,后隨父母在亞洲旅行多年,最終在澳大利亞悉尼定居、長大。返回英國后,她考入埃塞克斯大學,攻讀哲學專業,畢業后在倫敦的一家圖書館做了十年圖書管理員。2002年,貝克韋爾辭去工作,開始專職寫作。
《存在主義咖啡館》
作者:(英)莎拉·貝克韋爾
譯者:沈敏一
版本:未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7年12月
20世紀影響最廣泛也最深遠的存在主義哲學從一杯雞尾酒發端。本書結合歷史、傳記與哲學思想,精彩回溯了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的斗爭、愛情、反抗與背叛。

    二十世紀是人類思想大爆炸的世紀,各種思潮紛至沓來,應接不暇。哈貝馬斯曾將西方當代哲學歸納為四個最重要的“運動”,其中包括:現象學運動、分析哲學運動、結構主義運動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運動。而德國哲學史家瓦爾特·舒爾茨更進一步將其解釋為“五種趨向”:即“科學化”趨向、“內在化”趨向、“精神化”和“肉體化”趨向、“歷史化”趨向,以及“責任化”趨向。

  《存在主義咖啡館》是一部哲學史傳記,作者莎拉·貝克韋爾以工筆細描的方式,精確地再現了存在主義與這些運動和趨向之間錯綜復雜的交互關系。顯而易見的是,存在主義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薩特也不是它的唯一代表,不僅胡塞爾、海德格爾為此貢獻過他們的智慧,其中還能隱約看到尼采和克爾凱郭爾的身影,至于伽達默爾、雅斯貝爾斯、雷蒙·阿隆、梅洛-龐蒂、阿爾貝·加繆、漢娜·阿倫特,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都在其中發揮過重大的、直接的影響。

  歷史

  存在主義在中國

  說起存在主義,我們這代人似乎并不陌生。上世紀80年代初,有幾位西方思想家特別受到大家的追捧,其中有尼采、弗洛伊德和薩特。那時我們尚未見過,更未讀過薩特的著作,卻津津樂道于社會上流行的所謂薩特“名言”,像“他人即地獄”、“人的本質是自私的”、“存在先于本質”、“人的存在的走投無路的悲劇性”等。雖然只是只言片語,卻有力地沖擊著我們固有的思想觀念。對于經歷了長達十年思想禁錮的青年人來說,這些思想直接促成了一代青年自我意識的覺醒,促使我輩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無論存在主義本身多么龐雜,但它在中國的接受史,其實倒也簡單。思想解放的浪潮洶涌澎湃,西方思想文化紛至沓來,一時眼花繚亂的中國青年,何以被存在主義擊中,產生共鳴,固有其內在因緣,非今日不受任何約束之諸君所能體會。有鑒于此,薩特被尋找人生答案,渴求個體價值和自我實現的青年人所接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物換星移,寒來暑往,年復一年,此時忽然讀這本《存在主義咖啡館》,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當年初次遭遇薩特時那種相見恨晚的感覺了。這種感覺自然與時代的變化有關。今天,我們的境遇以及所面臨的問題,已非當年可比,存在主義似乎也早已離我們遠去,并歸于沉寂。而換一種方式思考則不妨說,“存在主義的觀念和態度,已經深深地融入了現代文化之中,我們幾乎都不再把它們視為存在主義的東西”。

  反思

  重讀存在主義者

  這“另一種方式”正是本書作者莎拉·貝克韋爾所提供的。她在書中一再提醒我們,當年困擾我們的問題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嚴峻、迫切了。無論是個人選擇還是在政治,人類的困難重重,遠未獲得理想的自由。而全球化中的科技、商業挾信息革命之勢,幾乎無孔不入地主宰著我們的生活。與其說主導我們選擇的是個“有意識、有掌控能力的頭腦”,不如說這個頭腦更像是“一群失控的機械傀儡”。當我們試圖做出決定或選擇時,其實并非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在起作用,而只是依據自身生理習性和環境做出反應。有人或許因此而感到不安,但更多人會因為外部安排替我們省了事而心安理得,不再有“那種伴隨著認為我們是自由之人,要為自己所做之事負責而來的存在焦慮”。

  于是作者提出,我們有必要“重讀存在主義者”,她說,“也許,我們比自己想象的更需要存在主義者”,“尤其是故事中的兩位巨人海德格爾和薩特”。誠然,這本書的主旨絕不只是對存在主義的懷念,更多的還是對存在主義的反思。她說:“我并不認為存在主義者為現代世界提供了某種簡單、神奇的解決方案。作為個人和哲學家,它們無可救藥地有著缺陷。每個人的思想都有一些主要方面可能會讓我們不舒服。一部分原因是,他們是復雜的存在,有著自己的困擾,就像我們大多數人一樣。而且,還因為他們的思想和生活根植于一個充滿了道德妥協的黑暗世紀中。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動亂和狂野概念是他們的印記,正如我們身上也將留下21世紀之動蕩的印記。”

  在這本書中,作者對于存在主義的反思是系統而全面的。一個戲劇性場景被她巧妙地利用來作為故事的開始。那天,在薩特與朋友經常光顧的“煤氣燈”酒吧里,他的老同學、后來的思想上的對手雷蒙·阿隆向他講述了自己在德國的最新發現,“一門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學:‘現象學’”,以及最重要的現象學家埃德蒙德·胡塞爾。雷蒙·阿隆告訴薩特,胡塞爾“提出了一個振奮的口號:‘回到事物本身!’意思是別在事物不斷累加的詮釋上浪費時間了,尤其是別浪費時間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實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觀察把自己呈現在你面前的‘這個東西’,且不管‘這個東西’可能是什么,然后盡可能精確地把它描述出來”。他還提到另一位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爾的觀點。海德格爾認為,以往的哲學家都把時間浪費在次要問題上,而忘記了追問“人的存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

  可能

  聯結哲學與日常

  未來的存在主義就這樣與現象學建立了必要的關系。現在,現象學可以說是存在主義的出發點之一。薩特很快就追隨現象學去了柏林。在那里,雖說一直沒機會拜見那位現象學大師,但在讀過大師的著作之后,他覺得自己的思想豁然開朗,心靈獲得了一種巨大的自由,仿佛再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他發動一場思想革命了。現象學提供了一種可能:哲學一定要從學者的書齋里解放出來,一定要與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結。

  薩特返回法國時,帶回了一種與刻板的哲學教科書完全不同、具有鮮明的反叛色彩的新哲學,其中融合了“德國現象學的方法,結合著更早之前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以及其他思想(譬如尼采),又裝點了一味獨特的法國調料——他自己的文學感染力”,作者稱之為“杏子雞尾酒(及其侍者)的哲學”。這種哲學否認人的本性的先驗性,他說,“作為一個人,我根本沒有預先被決定的本性。我的本性,要通過我選擇去做什么來創造”。后來他把這個原則概括為一句簡潔的口號:存在先于本質。再后來,西蒙娜·德·波伏娃寫作《第二性》時充分展開了這個觀點,認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歷史塑造的。

  也許這個信條是足以概括存在主義的,但存在主義卻并非如此簡單。作者發現,存在主義是個十分龐雜的譜系。在這個譜系中,有人甚至給古希臘的斯多噶派和伊壁鳩魯主義的思想家安排了一個位置,就因為他們也把哲學當作生活方式來實踐,而不是為了尋求知識或智慧。而有些最初的同路人,最后也可能不得不分手。雷蒙·阿隆就不必多說了,他們之間在思想上原本就沒有多少相通之處。更多的時候則是存在主義者內部的對話,甚至爭吵。在德國,海德格爾反對他之前的導師胡塞爾。在法國,加布里埃爾·馬塞爾攻擊薩特,薩特與加繆亦不斷爭吵,加繆與梅洛-龐蒂也有分歧,而梅洛-龐蒂亦與薩特爭吵不休。在匈牙利,阿瑟·庫斯勒與所有人都說不到一塊兒,還在街上揍了加繆。直到1953年,薩特與海德格爾終于相見,結果卻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總而言之,存在主義始終處于變動之中,尤其是每個存在主義者的思想和理論,是一直變化著的,我們永遠不要指望它呈現一個明確的面貌。這是它的不足,也是它的魅力所在。這本書之所以引人入勝,恰恰在于作者生動地表現了存在主義的復雜、豐富和不確定性,她用講故事的方式,形象地講述了這一大群哲學家嘆為觀止的思想歷程和生命旅程。他們“生活在有著極端意識形態和深重苦難的時代,不論他們愿意與否——通常是主動——都參與了世界上的歷史事件”。因此,他們的故事更像是一個政治和歷史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是20世紀歐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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